本文节选自《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作者:[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译者:王剑鹰,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二战开始之后,很多美国人并不希望卷入旧世界的吵闹中。但是法西斯的重型卡车逐一攻破了还处于民主初期的很多欧洲国家, 唯有英国一息尚存,美国才逐渐觉察到致命的威胁。当日本人突然对珍珠港发起攻击,德国和意大利相继对美国宣战时,所有的疑问都烟消云散了。美国人忘记了彼此的差异,在公共问题上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

每一种美国文化都有支持战争的理由。西北部的自由派加入战争是要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这种思想在德国和日本的暴行被日益揭露之后,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南方的保守主义者是国家内部最有国际观的,他们加入战争是因为与英国的亲缘关系。好战的边区人则是为了要捍卫国家的荣誉,其实也是因为喜欢战争。而贵格会与和平主义者则是为了反对军事主义而加入了战争。

这几种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对战争作出了贡献。几位主要军事统帅的决策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地域来源。例如小乔治·巴顿(George S. Patton, Jr.),他是美国最有才能的战地指挥官。巴顿是北不列颠移民的后代,其祖先18世纪在边区定居,后世子孙迁居到南加州。他们把自己看作武士的后裔。乔治·巴顿幼时就被告知很多边民的英雄事迹及其祖先的战斗史。巴顿家族很多人曾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还有至少14个人参与了内战。“我们家族的男性……一直在鼓舞我,”他曾评价说,“如果我犹豫颤抖,就是对我宗族的羞辱。”巴顿相信祖先的灵魂在战场上徘徊在他的上方。一战期间, 他写道:“当我突然想到我的祖先们,我感到有一丝恐惧,我似乎看到他们出现在德国人阵营上方的云中,正看着我。我顿时变得平静, 大声说,‘这正是另一个巴顿献身的时候’,我呼唤志愿者向必死之地冲锋。”

巴顿作战的方式也符合其祖先的传统。即使是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他仍然在前线亲自指挥。德国莫斯伯格(Mooseberg)战役的德军俘虏曾惊异地回忆,他们看到一队装甲先锋队冲进了他们的阵营,而巴顿将军突然从其中一架坦克中冒出头来。巴顿所领导的第三军取得胜利要归功于他敢打的作风和优异的临场应变能力。但在这一切的后边,也有他多变的性格和不受控制的暴脾气,这几乎导致他被撤职。

巴顿让上司长期倍感困扰,这位上司正是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他是另一种军人,出生在德克萨斯州艾比利尼市(Abilene), 他的祖先包括瑞士门诺派和德国虔诚派,后者在1733年之前移民到贵格会占主导的宾夕法尼亚。其祖先曾拒绝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他的父母是虔诚派的一个支派河流弟兄派的信徒,他们对下一代的培养坚持勤奋工作、简朴生活、行为正派和自我约束等信念。艾森豪威尔记得他母亲曾摘引圣经上的话语来教导他,“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圣经·箴言》第16章第32节)。他考取西点军校是为了获得免费上大学的机会,他在军队中是按行政官员的位阶逐步上升,在整个军事生涯中从未参与战斗。作为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极少走出总指挥部的范围,而更喜欢在后方的桌前埋头苦干。他实际是一个憎恶打仗的士兵,并且认为战争就是一场生意,它的目标是以人的生命为成本来取得胜利。

艾森豪威尔的上司,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则来自另一种盎格鲁 – 美国文化。虽然马歇尔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但他是按照弗吉尼亚贵族的方式被教养的。美国第一代卡特利特和马歇尔家族的人是保王党高官,他们大约在1650年移民至切萨皮克地区。乔治·马歇尔并不是从西点军校毕业,而是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卡特是弗吉尼亚人。了解他的人都作证,马歇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性格魅力和影响力, 让人想起华盛顿和李将军。同样的词可以不作修改地来形容他,荣誉、高尚、诚实,以及个性鲜明。甚至连性格刚硬的乔治·巴顿也曾经说过,他“宁愿徒手空拳面对一辆纳粹的装甲车,也不愿被叫去与马歇尔将军对谈”。

马歇尔的上司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领导风格又是另外一种。罗斯福仅仅名字是荷兰的。他的出生和教养都是洋基人。他祖先有四分之三是新英格兰人,他也在新英格兰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总统,自有其领导风格, 其中包含了道德目标、清晰的远见、坚定的内心、不屈不挠、灵活的方法,以及强烈的获胜意志。这种领导方式不仅是个人品质所决定的。它也包含着文化的影响,这要归因于新英格兰的民俗。他对战争目的和未来展望的陈述同样如此。他曾表达过有序自由的理想, 这是来源于其祖先的自由方式。连他用的词语,比如“不受欲望辖制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都曾经出现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记录中。

美国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领导风格,也影响了实际的战争决策,有时甚至使得同盟军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例如,在1944年, 当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塞班岛与日本人作战时,海军将领贺兰·史密斯(Holland M. Smith)解除了陆军将领拉尔夫·史密斯(Ralph C.Smith)的职务,理由是后者不够具有攻击性。这个决定导致两位史密斯之间的斗争,这被军事史家认为是个性与机构之间的冲突,以及海军正面迎战的战法与陆军攻击和包抄的战法之间的冲突。但这也是文化之间的冲突。贺兰·史密斯将军是南方边区人,在阿拉巴马乡间出生长大。在战争中,他非常勇敢主动,同时也暴力粗鲁。海军同人称他为“疯吼的”史密斯。

陆军将领拉尔夫·科比特·史密斯(Ralph Corbett Smith)来自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他的祖先是清教徒大移民的一员,他曾祖父母迁徙到中西部,他也在那里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官员。一战中他功勋卓著,因此成为职业军人。拉尔夫·史密斯心态平和,平日很安静, 神色常常是严肃的,但语气温和,显得很沉着。一位助理回忆说:“我从没有见过他生气……我也从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高于日常对话。事实上,我从不记得这位老人说过‘该死’这种话。”马歇尔将军对他非常了解,曾这样评价说:“他总是为别人考虑很多,所以很难被认为是最伟大的首领之一;他是很稀有的一类人,是一个很温厚的基督徒贵族。”

这个事件远不只是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争议。“史密斯对史密斯” 也是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幸这种斗争在美国的战争中比较少见。总体而言,美国多元的地域文化为其增添了力量,而不是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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